劉以鬯與蔣風的文學情誼

　　汪勝

　　“劉以鬯這個名字，我已記不清怎么會留下如此深刻的記憶，也許是因為20世紀40年代讀過他的新感覺派小說《流亡的安娜·芙洛斯基》，也許是因為50年代讀過他的存在主義小說《天堂與地域》，也許是因為60年代讀過他的意識流小說《酒徒》……總之，一位在文學之路上60年如一日，不懈地追求，不斷地創新，有著多方面卓越成就的作家形象，鮮明地留在我的記憶深處。而且我知道他是鎮海人，是我的浙江同鄉。”這是兒童文學理論家蔣風《在沙漠中植綠草的人》一文中的一段話。

　　今年6月，香港新文學代表人物劉以鬯去世。他在世的時候，蔣風曾兩次拜訪了他。在蔣風眼中，劉以鬯是一位可親可敬的文學前輩。1994年春天，臺灣海峽兩岸兒童文學研究會舉辦“兩岸兒童文學學術研討會”，邀請蔣風出席。當時，內地去臺灣，香港是必經之地。蔣風要參加“兩岸兒童文學學術研討會”的消息很快就被香港浸會大學的馮瑞龍博士知道了，他聯系蔣風希望他去臺灣經香港時，多停留幾天，到浸會大學講學一次。

　　蔣風欣然同意了他的邀請，并與他在電話中商定了講學內容。這年五月，蔣風到香港后，除了在浸會大學講學外，他還同時受邀到香港大學講學。在香港大學講學時，剛好《香港文學》的編輯胡少璋也來聽講。結束時，他約蔣風做一次簡短的采訪，準備在他們的刊物上做報道。

　　采訪中，蔣風和胡少璋談到了家鄉的劉以鬯先生，胡少璋告訴蔣風，劉以鬯正是《香港文學》的創始人、社長、總編輯，他向蔣風簡單講述了雜志的創辦歷程和劉以鬯的近況。蔣風心想，盡管行程十分緊張，還是應該擠出時間去拜訪一下給他留下鮮明記憶卻從未見過面的文學前輩。馮瑞龍博士知道后，主動提出陪他去尋訪這位香港文化界的名人。

　　當天，馮瑞龍領著蔣風到了《香港文學》雜志社，胡少璋引他們進會客室。沒過多久，一位慈祥的長者伸出手迎接蔣風和馮瑞龍，他就是劉以鬯。蔣風后來回憶說，盡管歲月已在他臉上刻出一道道皺紋，可這位飽經滄桑的老人仍神采奕奕。

　　蔣風首先表達了多年的仰慕之情。劉以鬯則用浙江鄉音謙虛地說，他從事文學活動不過是一種愛好，早在上海大同大學附中讀初中時便愛好文學，常為校內壁報撰稿，后來參加了文學社，從此與文學結下不解之緣。

　　劉以鬯和蔣風講的都是帶有浙江口音的普通話，他們用鄉音談文學，有在他鄉遇故知的親切感。蔣風問起劉以鬯創辦《香港文學》的過程，他同時問：“在香港這樣一座高樓商業化的城市，又有商品化庸俗消閑讀物的沖擊，您卻費盡心力支撐著一份高質量、高水平的純文學刊物《香港文學》，是怎么做到的？”

　　此前，劉以鬯一直從事報紙副刊編輯工作。抗戰期間，剛剛大學畢業的他就到重慶身兼《國民公報》《掃蕩報》的副刊編輯。抗戰勝利后，他回到上海繼續做編輯工作。1948年，劉以鬯初到香港時，就經友人介紹去剛創刊的《香港時報》做編輯，編的是副刊。之后，他去了新加坡，1957年，他從新加坡回到香港后，《香港時報》高層邀請他繼續編副刊。之后，因為報紙銷路停滯不前，報館當局決定改版，要他兼編《淺水灣》。他接編后，將《淺水灣》逐漸改為文學副刊，曲高和寡，一年后改為綜合性副刊。1981年秋，《星島晚報》決定增加一個純文學周刊，邀他編輯。1985年《香港文學》創刊時，劉以鬯擔任社長兼總編輯。

　　劉以鬯告訴蔣風，當時，他希望《香港文學》除了能夠產生較深較遠的影響外，還能在維持聯系中產生作用。他說：“這本雜志不屬于任何小圈子，園地絕對公開。當時，刊名請臺靜農先生特意題寫的。為了辦好這本雜志，我停寫了手頭全部正在連載的小說，全力以赴。因為我認為辦好《香港文學》雜志，比寫流行小說有意義得多。”

　　劉以鬯還告訴蔣風，他就是要在被某些人士認為文學沙漠的香港創辦一種世界性中文文藝雜志，使之成為沙漠中的綠草。在香港，有不少人辦過多種純文學雜志，但都逃不脫短命的命運。劉以鬯主編的《香港文學》得到了很好的發展。

　　拜訪完劉以鬯，蔣風就匆匆去臺灣參加“兩岸兒童文學學術研討會”了，他表示，有機會一定再次來拜訪。

　　1995年冬天，蔣風再次去香港，重訪劉以鬯。在短暫的拜會中，劉以鬯非常關心家鄉的發展、變化，問到浙江的許多人和事，一股濃濃的鄉情從他的言談中不時流露出來。蔣風除了一一作答外，也歡迎他在百忙之中回故鄉看看。

　　蔣風在告辭時，把一幅國畫送給他留念。劉以鬯叫人拿了幾本《香港文學》回贈，并派一名女職員送蔣風到灣仔地鐵站。踏著暮色走進地鐵站時，蔣風說，他在腦海里留下了一位可親可敬的文學老前輩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