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雄俊：術數里有科學的開端

　　術數，又稱數術，是中華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的內涵和外延至今在學術界并沒有確切的劃分。廣義的術數包括天文、歷法、數學、星占、占候、卜筮、命理、相法、堪輿、符咒、擇吉、雜占等，現在通常所指的術數是狹義的術數，是陰陽家、占筮家用陰陽五行生克制化的數理來推斷人事吉兇的學術。即以種種方術觀察自然界中特定的數字和象，通過對陰陽五行生克制化模型組成規律的分析，推測人和事的氣數和發展趨勢。

　　《漢志》云：“數術者，皆明堂羲和史卜之職也。”然而史官久廢，除天文、歷法外，后世所言術數泛指多種方術，比如奇門遁甲、大六壬、易經占卜、六爻易卦、梅花易數、四柱命理、測字術及堪輿等，這些術數文化形式，研究角度、深度以及運用方法差異極大，導致每一種數術的功用不盡相同。

　　術數形態各異，但是其本質就是陰陽五行生克制化。清代《四庫全書》的編纂者紀曉嵐對術數有一個概括性的說法：“術數之興，多在秦漢以后。要其旨，不出乎陰陽五行，生克制化。實皆《易》之支派，傅以雜說耳。”(《四庫全書·易類小序》)

　　編者按

　　不論西方東方，對數的崇拜，肇始于天地之不測，故能造物求測。中國由周易推演而下，開術數一路，各種方用，皆能應于人事；西方從古希臘以下，有畢達哥拉斯神秘主義一路，乃能啟發哲學、科學。因兩種文明之不同，中國為表象文字，西方為表音文字，故能開出兩種結果，然別枝并蒂，成其為一個世界。故張申府謂“人類所最需，也就是中國人所最需，就是相喻，相信，相諒，相與為善，就大同，棄小異，取彼此之長，而舍彼此之短”，可見融通中西，方有新世界可言。今日之中國，于西方的取予仍是一個關鍵。

　　《素問》曰“法于陰陽，和于術數”，中國古今之大學問家，于術數一道皆有心得，故張隱庵有“術數者，調養精氣之法也”一說。因其古奧，又加之千年的積累，各家各說，各有主張，初窺其徑，不免歧路百端，不成正路。故國之草創者常以迷信視之，因其常假禍于人，危言聳聽，于社稷，弊大于利；于人心，險甚于安。子不言怪力亂神，不外是怪力亂神無補于人心，是故立禮義廉恥為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衰亡。

　　術數之所以可以看作科學的源起，因其所使用的方法，如數之性質，定義、定位、定序、定律、定向，都是客觀而有依憑的，推演自有其法，與西方所謂的邏輯，各成一脈，皆是對人世、天命的一種探索與追問。其推演的結果，只是給人一種看法，而不是一種束縛。西方術數的一脈，常以不可更易的論說為其定論，歷百年方能破前論而開新河。中國術數的一脈，卻是著眼于易，含有變易、不易、簡易，其完備，可以說是略勝西方一籌，今人學問不通，方棄之如敝屣。

　　然術無道德，一如科學與道德之沖突，其中關節，自要學術數者，有自己的分寸。人的命運，并非依于術數，而是依于自身之努力。既曰命中注定，先要看這命是什么，其實老子的兩句話可以道盡一切命數，“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圣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其中深淺，一如汪洋大海，可以取一瓢以飲之。那注定的是類的注定，而不是個體的注定。人既然與天地并稱三才，可見人的作為有時可與天地的作為相齊。

　　陳雄俊先生也是于人世歷盡波折，卻不知這等波折究竟緣何造設，只見旁人之命運，與己之命運，如此殊異，其中必有可說。故能轉向術數，以求其理。天地間，惟人能求理，無理則不能安生，故與獸類相異。因術數之道，必合于圣賢之道，方是正路。清代術士沈孝瞻說，“人能知命，則營競之心可以息，非分想可以屏，凡一切富貴窮通壽夭之道，皆聽命于天，而循循焉各安于義命，以共勉于圣賢之路，豈非士君子之厚幸哉”，此言雖不中，亦不遠了。陳雄俊先生所講的術數，也是依于這樣的路子，能開人眼界，一語概括之，即是令人知命而無違，一生的擺蕩即是要得其中，方能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