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

　　邵飄萍撰寫的《新俄國之研究》等著作

　　位于金華市婺城區浮橋街89號邵飄萍舊居

　　1949年4月，毛澤東親筆批示邵飄萍為革命烈士。

　　位于金華市婺州公園的邵飄萍銅像

　　邵飄萍(1886~1926)，又名振青，字飄萍，筆名阿平等，浙江東陽人。14歲中秀才。1906年秋考入浙江省立高等學堂，畢業后回到金華，被金華中學堂聘為國文和歷史教員。1912年任杭州《漢民日報》主編，從此開始報業生涯。孫中山領導的“二次革命"失敗后，《漢民日報》被查封，1913年8月被捕入獄，后經親友營救保釋出獄，亡命日本，在華僑和留日學生中進行反袁活動。1916年春回到上海，主持《時報》、《時事新報》筆政，投入護國倒袁斗爭。1918年在北京創辦《京報》，并受聘任北京大學新聞研究會導師和《國民》雜志社顧問，宣傳愛國主義、民主主義思想，反對封建專制獨裁。

　　1919年5月3日，到北京大學發表演說，號召學生奮起救國，成為五四運動的發軔者。后遭軍閥政府通緝，《京報》被查封，再次流亡日本，被聘為《朝日新聞》社特約記者。在日期間，潛心研究馬克思主義和俄國十月革命，撰寫介紹、宣傳馬克思主義和十月革命的重要著作。1920年回到北京，復辦《京報》，成為宣傳馬克思主義的一個重要陣地。1925年春，經李大釗、羅章龍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1926年北京“三一八”慘案后，直書奉軍暴行，再次遭軍閥當局通緝。4月24日，以“宣傳赤化”的罪名被捕，26日被殺害于北京天橋。1946年4月，毛澤東親自追認他為革命烈士。

　　邵飄萍的青少年時期

　　邵飄萍，1886年10月11日出生在東陽市南市街道紫溪村的一個寒儒家庭。他有三個哥哥一個姐姐，全靠父親邵桂林教書薪金維持生活。1886年底，邵桂林帶著妻子兒女，遷徙至金華。在金華，邵家租居芝英考寓，并順利辦起了私塾。邵飄萍幼承家訓，5歲起隨父讀私塾，他天賦聰明，9歲便能寫詩作文，14歲考中秀才。

　　1906年秋，邵飄萍考入浙江省立高等學堂，在校就讀期間，邵飄萍十分欽佩秋瑾獻身革命的精神，并與她建立了通訊聯系。秋瑾被捕前三日，曾寫信給邵飄萍，可惜當他收到此信時，秋瑾已壯烈殉國。1911年，邵飄萍從浙江省立高等學堂畢業后回到金華，在金華中學和長山書院教授國文、歷史。不久，他參加南社，投身反清斗爭。這時的邵飄萍，思想上已經由崇拜康有為、梁啟超轉為崇拜孫中山，成為民主主義革命的積極追隨者。邵飄萍喜愛新聞事業，欽佩報人不怕身遭斧鉞的勇氣，知曉報紙在革命中的重大作用。同年年底，邵飄萍辭去教師職位決心去杭州辦報。在杭州，他登門拜訪新聞界前輩、《漢民日報》社經理杭辛齋。兩人志同道合，一見如故，邵飄萍當即被聘為主筆。邵飄萍從此進入新聞界。鑒于在《漢民日報》表現出的能力和愛國思想情懷，邵飄萍被浙江新聞界推為省報界公會干事長。1912年春，杭辛齋被選為國會議員離杭赴京，邵飄萍接任《漢民日報》經理之職。

　　由于邵飄萍主筆的《漢民日報》敢為民眾權益仗義執言，遭到親袁世凱勢力和地方當局的忌恨。他們收買地痞流氓在夜里潛入《漢民日報》社縱火，企圖燒死邵飄萍。幸虧及時發現，邵飄萍才幸免于難。他們還唆使歹徒暗候在報社附近，趁邵飄萍外出時將他撞倒在地以示警告。然而，邵飄萍不為所懼，繼續在《漢民日報》上發表針砭時局、揭露貪官污吏的署名文章�！岸�次革命”失敗后，袁世凱的勢力伸入浙江。邵飄萍不畏強權，對袁世凱政府當局鞭撻不停。他撰文揭露袁氏親信、浙江軍政執法處處長許畏三殘殺無辜的罪行。1913年8月10日，浙江省當局以“言論悖謬，擾害治安”及“二次革命嫌疑”的罪名查封了報館，逮捕了邵飄萍。后經親友營救，邵飄萍獲準保釋。

　　邵飄萍在杭州辦報的三年中，因堅持以筆為槍，與浙江貪官污吏進行堅決斗爭，先后三次被捕，下獄9個月。他第三次出獄后，為暫避袁氏勢力的迫害，于1914年春東渡日本，就讀于日本法政大學。

　　當時的東京，是資產階級革命派的大本營，邵飄萍在這里結交了張季鸞等一批立志革命的朋友。他曾登門拜謁孫中山，并與黃克強以及同鄉陳英士、黃膺白、陳友仁等相熟識。后來，他又認識了李大釗，并結下了文字之交。

　　邵飄萍與新文化運動

　　1915年9月，陳獨秀在上海創辦《青年》雜志，自第二期起改名為《新青年》，提出了民主與科學的口號，揭開了新文化運動的序幕。1917年《新青年》編輯部從上海遷到北京。“北京大學新聞研究學研究會”和“國民雜志社”是北大著名的進步社團，蔡元培校長和時任《京報》社長的邵飄萍起著重要作用，邵飄萍兼任研究會導師，在講課中，他提倡新聞記者要“盡自己天職”、“平社會之不平”；要“主持公道，不怕犧牲”；要做到“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泰山崩于前，麋鹿興于左而不亂�！彼�除講述一般的新聞學基礎知識外，還向學生傳播民主與科學、愛國和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并特別注重政治經濟及勞工等問題，列出了29項對于勞工運動、工人疾苦、同盟罷工的調研報道，從中可以看出邵飄萍同情罷工的激進思想。在講課之外，他還組織學生外出參觀，到報館實習，鼓勵學生貼近社會，了解實情，為民執言。邵飄萍還于1919年4月20日創辦了研究會的會刊——《新聞周刊》，這是當時中國唯一傳播新聞學知識的刊物。

　　邵飄萍在北京大學新聞學研究會的活動，給毛澤東留下了深刻印象，毛澤東當時在北大圖書館工作，也是研究會的成員，每周去聽邵飄萍講課，受益匪淺。1936年，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采訪毛澤東時，毛澤東深情地說道：“我參加了哲學會和新聞學會，為的是能夠在北大旁聽，特別是邵飄萍，對我幫助很大。他是新聞學會的講師，是一個自由主義者，一個具有熱烈的理想和優良品質的人。”邵飄萍犧牲后，1949年4月21日，在新中國即將成立之時，毛澤東親筆批復，追認邵飄萍為革命烈士，并多次派人到《京報》館舍慰問、關照邵飄萍的遺孀湯修慧。

　　由于邵飄萍的積極活動，使北京大學新聞學研究會、國民雜志社在促進反帝反封建運動的興起，以及加強愛國學生運動和革命力量的聯系上都起了積極的作用，客觀上為即將爆發的五四運動作了輿論準備和思想發動。

　　邵飄萍與五四愛國運動

　　蔡元培主持下的北京大學是五四愛國運動的策源地，北大學生是拉開五四運動巨幕的主力軍，而時任北大新聞學研究會導師、《國民》雜志社顧問的邵飄萍則是五四運動的又一位發軔者，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日本參加“協約國”宣布對德作戰時，亡命日本的邵飄萍就在他寫的“東京特別通訊”中，屢屢敬告國人，日本參戰的目的是趁西方列強無暇東顧之際，擴大對中國的侵略。因此，國人要“從刀俎上奮起”。1915年，日本政府向北洋軍閥袁世凱政府提出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5月9日，袁世凱令駐日公使陸宗輿在條約上簽字，這時在日本的邵飄萍獲悉后，立即發電馳告國內，向國人披露了袁世凱密簽“二十一條”的消息。1916年初，上海新聞界為加強倒袁力量，聯合電邀邵飄萍歸國。邵飄萍毅然放棄學業，回到上海主持《申報》《時報》《時事新報》，投入護國倒袁的戰斗。6月，邵飄萍被聘為《申報》駐京特派記者。兩年內，為《申報》撰寫《北京特別通訊》251篇，約22萬余字。這些通訊內容涉及社會、政治、經濟及人生各個方面，真實感人，文字清新，言辭剛直，大受讀者歡迎。為了反映民眾的呼聲，邵飄萍邀集敢于改革政治的愛國人士，于1918年10月5日創辦了《京報》，自任社長�！毒﹫蟆穬热葑⒅赝饨弧⒔洕�、政治、社會，為當時北京最進步的日報之一。他揮毫書寫了“鐵肩辣手”四個大字懸掛于編輯室內，勉勵同仁堅持宣傳愛國民主思想，反對封建專制獨裁，以喚起國民覺悟、共除禍國殃民的軍閥為己任。《京報》愛國為民的旗幟十分鮮明，很快受到廣大讀者的喜愛。為了提高報紙的社會效益，邵飄萍十分重視創辦副刊�！毒﹫蟆烦鯐r的副刊僅有《小京報》和《青年之友》，后大力擴充，又有了《京報副刊》《戲劇周刊》《民眾文藝周刊》《經濟半月刊》等8種。此外，還有北京基督教大同盟主辦的《科學與宗教半月刊》等臨時增刊。他借助社會力量、邀請各方人才辦副刊，使《京報》成為新聞、雜志相結合的“北方最大規模、革新進步之日報”。

　　1919年5月初，中國外交在巴黎和會上完全失敗的消息披露于報端。邵飄萍接連撰寫了《請看日本朝野與山東問題》《國民對待外交之準備勿以空言塞責》《勖我學生》等文章。在這晴天霹靂下，中華民族紛紛痛斥腐敗政府的賣國行徑，奮起反抗帝國主義的霸權欺凌。各種社團也紛紛召開應急會議，力謀補救，邵飄萍為顧問的《國民》雜志社便是最為積極的一個。5月2日，《國民》雜志社的各校學生代表在北大召開緊急會議，決定5月3日(星期六)晚7時，在北河沿法科大禮堂召開全體學生大會，并約北京13所中等以上學校學生代表參加，由邵飄萍向學生報告北京國民外交協會議決通電各省，準備于5月7日召開國民會議，要求政府拒簽“和約”的有關情況。5月3日晚上的全體學生大會，參加者有1000余人。會議開始后，由邵飄萍第一個發表演說，他向學生報告了巴黎和會上中國外交失敗的經過和原因，具體地分析了山東問題的性質以及當前形勢。他激動地呼吁：“現在民族危機系于一發，如果我們再緘默等待，民族就無從挽救而只有淪亡了。北大是最高學府，應當挺身而出，把各校同學發動起來，救亡圖存，奮起抗爭�！痹�定5月7日的國恥游行，提前于第二日舉行，各校齊集天安門廣場舉行愛國大示威。這就是5月4日爆發的震驚中外的五四運動。五四運動爆發后，邵飄萍主辦的《京報》與全國進步報刊團結一致，以強大的革命輿論，緊密配合斗爭的開展。

　　邵飄萍與馬克思主義的傳播

　　邵飄萍在五四運動時期的活動及其對青年人的影響重大，被反動當局視為大逆不道，遂以“擾亂京師治安”“侮辱政府”的罪名下令通緝，并于8月21日查封了《京報》社。邵飄萍從屋頂逃出，避難于東交民巷六國飯店。不久，靠朋友的幫助，再次東渡日本。

　　在日本，邵飄萍為《朝日新聞》社所聘用。這時，他開始重新放眼世界開始潛心研究俄國“十月革命”和馬克思主義。他白天工作，晚上經常伏案攻讀這些理論著作至深夜。他如饑似渴地研究馬克思主義，探索救國的真理，終于從各種學說的迷霧中走出來，接受了科學社會主義，認定中國革命要以俄為師，走十月革命的道路。他將自己的研究心得撰成《綜合研究各國社會思潮》和《新俄國之研究》兩部專著，向渴望了解世界新思潮及新生蘇維埃的人們進行傳播。這兩部書熱情頌揚了俄國十月革命和蘇俄建設成就。這兩部書雖不是專門論述中國現實社會的政治問題，但還是盡量聯系國情，抨擊了國內反動派的錯誤思想，為革命爭言論自由，爭研究宣傳馬克思主義的自由權。

　　1920年7月，段祺瑞因在直皖戰爭中失敗而垮臺，邵飄萍獲悉后立即向《朝日新聞》社辭聘回國。剛上臺執政的直系曹錕、吳佩孚，為了表示自己不同于段祺瑞，以政府的名義授予邵飄萍一枚“二級勛章”。對于這種收買，邵飄萍堅決不予理睬�；貒�后，他忙于四處籌集資金，在宣武門外魏染胡同營造新報館，并于9月20日重新出版《京報》。

　　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成立后，各級組織都以主要精力從事工人運動，從1921年下半年開始，各地相繼爆發工人罷工斗爭。1922年1月至1923年2月，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工人運動形成第一次高潮，邵飄萍以滿腔的熱情支持工人運動，他與中共北方區委頻繁接觸，經常把從北洋政府獲得的重要政治、經濟、軍事情報提供給中共組織。他還以自己的特殊身份，從東交民巷外交團、路透社、電訊社以及從德國、法國方面，為中共獲取了許多重要消息。1922年4月，中共北方區委在北京領導“專以解除宗教羈絆，發揮科學真理”為宗旨的“非宗教運動”，編輯了《非宗教論》書稿，輯入陳獨秀、李大釗、羅章龍等人論文33篇，附有馬克思的銅版像，政治色彩極濃，一般印刷廠不敢承印。邵飄萍則不怕風險，運用《京報》社的設備條件，積極給予協助，讓京報館鑄制銅版像，讓昭明印刷廠承印。9月14日的安源煤礦大罷工，《京報》發表了6000余字的長篇通訊，介紹罷工的全過程，總結罷工勝利的經驗；同年10月23日，唐山五礦舉行大罷工，《京報》連續發表新聞、快訊予以報道，邵飄萍親自撰寫了《罷工風潮》的評論，揭露資本家的剝削，支持工人的罷工斗爭。1923年2月，京漢鐵路工人舉行大罷工。邵飄萍與高君宇、鄧中夏、羅章龍等共產黨人聯系不斷，并派出攝影、文字記者四處采訪記事。2月6日，《京報》以《京漢工人昨起大罷工》的大字標題發布消息，次日則刊發社會各界支持工人正義斗爭的多篇通訊及各種宣言、通電。二七慘案發生的第二天，《京報》以醒目大字《昨日長辛店槍擊工人大慘案》為題，報道了慘案發生和工友們浴血奮戰的經過，揭露軍閥吳佩孚、蕭躍南的罪行，撕下了他們“保護勞工”的假面具。1923年5月5日是馬克思誕生105周年紀念日。邵飄萍在《京報》公開發行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編輯的《馬克思紀念特刊》。1924年3月30日，《京報》又發行《列寧特刊》。后來，邵飄萍在《京報》附刊《北大經濟學會半月刊》上，親筆題簽并刊發《馬克思紀念號》，發表《馬克思年譜及其著作》。這些“特刊”、“紀念號”全部免費贈閱，顯示了他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巨大政治勇氣和熱情。1925年春，根據邵飄萍本人的志愿和他在實際斗爭中的表現，經李大釗和羅章龍介紹，中共北京區委吸收其加入中國共產黨。邵飄萍入黨以后，以更加高昂的斗志投入革命斗爭。在繁忙的報務之余，邵飄萍還潛心研究新聞采訪學，成為最早將新聞加以研究的中國學者。他編著出版了《實際應用新聞學》一書，由《京報》發行，曾多次重版，成為當年新聞記者案頭必備之書，也是第一部由我國學者自撰的新聞采訪學專著。

　　1925年5月30日上海五卅慘案發生后，邵飄萍第二天就在《京報》上以大幅標題《滬租界巡捕槍殺學生之慘劇》，詳細報道了慘案的原因和經過，并親自撰寫評論文章，怒斥帝國主義的強盜行徑，呼吁世界人民起來抗議英、日帝國主義的暴行。以后，《京報》不斷報道五卅運動消息，并出版4期特刊，到7月中旬邵飄萍共發表署名文章40余篇，聲援全國人民的反帝斗爭。他還發起救濟上海工人的募捐活動，以實際行動支持反帝愛國斗爭。

　　1926年3月18日，北京各界群眾約1萬人在天安門前舉行反帝集會，會后到段祺瑞的執政府前請愿，遭到鎮壓，造成死47人、傷199人的慘案。三一八慘案發生后，邵飄萍立即驅車前往現場，連夜寫出討段檄文《世界空前慘案——不要得意，不要大意》，《京報》成了討伐段祺瑞的輿論陣地。邵飄萍還出席了首都市民為殉難烈士召開的追悼大會，在會上發表演講，痛斥軍閥的反動罪行。邵飄萍由此被軍閥政府列入黑名單，遭到通緝。

　　4月18日，奉系軍閥進入北京，張作霖出重賞追捕邵飄萍，親友們都為他的安全擔心，勸他先出去避避風頭，少說幾句話，少寫幾篇文章。邵飄萍說：“我對殺害無辜學生的反動軍閥，已下大決裂之心。友人們勸我，安排我出走都已謝絕。因為現在別人不敢講話，所以我不能跑，我要寫！我要說！死也要講！我舍生取義，為人民死不足惜，無遺憾！只是我走之后，為難你們了�！�4月24日，邵飄萍被捕。北京新聞界派代表為營救邵飄萍奔走呼號，但被軍閥政府以“宣傳赤化，罪在不赦"而拒絕。4月26日，邵飄萍在北京天橋英勇就義，面向已露曙光的天空放聲大笑。邵飄萍被殺害后，全國各進步報刊紛紛刊登噩耗，無不痛惜。馮玉祥痛哭說：“飄萍一支筆，抵過十萬軍啊！”中共中央機關報《向導》周刊也發表文章，贊揚邵飄萍用鮮血染紅了言論、新聞、出版自由理想的大無畏精神，號召全國輿論界為邵飄萍之死而力爭言論的自由和人權的保障。

　　1986年邵飄萍誕辰100周年、殉難60周年之際，邵飄萍銅像在金華市婺州公園落成揭幕。邵飄萍用鮮血染紅了言論、新聞、出版自由的理想。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他正直愛國，以報紙和通訊社為武器，銳意改革，堅守社會責任，宣傳真理，抨擊邪惡。他一生疾惡如仇，與黑暗統治作殊死斗爭，堅守“新聞救國”之初衷，為新聞事業貢獻了畢生精力，被后人譽為“新聞全才”。邵飄萍不僅是中國傳播馬列主義、介紹俄國十月革命先驅者之一，而且是五四運動的發韌者、中國民主革命時期杰出的文化戰士�！帮h萍一支筆，抵過十萬軍”是對他的高度評價。

　　(中共金華市婺城區委黨史研究室供稿蔣濤執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