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知青”朱妙貞：苦中有樂的下鄉生活

　　17歲那年，她當上了老師

　　見到朱妙貞時，她已是68歲的老人，頭發花白，面色紅潤，看樣子身體不錯。說起曾經的艱苦歲月，老人的記憶一下子就打開了……

　　1946年，朱妙貞出生于金華城內，她是家中獨女，自小就受到了父母的疼愛。朱妙貞幼時就喜好學習，學習成績一直是班中的佼佼者。初中畢業前夕，班主任金老師帶了班中7位尖子生去報考衢州一中，只有朱妙貞一人順利考上。可惜家中傳來噩耗，朱妙貞的父親患了重病，為了省錢醫治父親，她只好放棄了高中的學業。

　　朱妙貞的母親當時在居委會工作，經常與八詠樓附近的一所小學(現啟明小學地址)的校長接觸，該校長聽說初中畢業的朱妙貞閑置在家，還未找到工作，就多次鼓動她的母親讓她來學校當老師，因為就當時受教育程度而言，接受過初中教育的朱妙貞已經算是“高材生”了，學校很缺少這樣的人才。

　　想著可以一邊教書，一邊繼續學習，考慮許久后，朱妙貞答應了這份差事。17歲那年，稚氣未脫的她第一次踏上講臺，過起了執教學子的生活。“全校6個年級，只有9個老師，師源緊缺，我要教一到三年級的體育，四年級的語文，還有五、六年級的自然、地理”，朱妙貞說，雖然自己是全校年紀最小的老師，但教學任務依然繁重。但即便如此，她依然時刻謹記著母親的教誨，“母親對我教育很好，她說我少不經事，更應該跟前輩們虛心學習，因此，我每天都是最早到學校開門，打掃辦公室、擦桌、拖地，晚上放學，又是最后一個離開學校，關好校門才走”。

　　因為認真積極的工作態度，執教半年后，資歷尚淺的朱妙貞就破天荒地拿到了學校的“教育積極分子”稱號，校長還有意栽培她做學校的大隊輔導員。

　　上山下鄉運動，18歲的她因母親而加入了知青隊伍

　　1964年，上山下鄉運動在全國如火如荼地展開，也就在這一年，朱妙貞的命運改變了。

　　“當時，金華也掀起了知識青年支援農村，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熱潮，但我是獨生子女，原本并不需要下放到鄉下，可母親是居委會干部，為了做好干部帶頭作用，她首先推薦我下鄉”。得知這一消息后，朱妙貞并沒有覺得特別委屈，“別人都說三年以后就能回城，我想著鍛煉鍛煉也好，怕什么。如今回憶起來，才覺得那時自己有多年輕氣盛，天不怕地不怕。”朱妙貞說。

　　臨別的氣氛總是特別傷感，知道“朱老師”要走，學生們直抹眼淚，校長也是千萬個不舍得，覺得一個知識分子跑去種田，實在屈才。但朱妙貞卻云淡風輕，帶著簡單的鋪蓋和一個箱子就一頭扎進了金華第一批下鄉隊伍。

　　當時，金華首批下鄉知青共有18名，年齡均是十八九歲，最小的是16歲，這18名青年被分配至湖鎮下庫公社客路大隊(當時隸屬于金華縣)，離金華三四十多公里。也許是初生牛犢不怕虎的關系，出發的那一天，大家聚集在人民廣場，雄赳赳氣昂昂地坐上戴著紅花和紅標語的汽車，那感覺，不像是去農村“吃苦”，更像是一群青年外出游玩。直到汽車開了一個半小時，眼前景色從城市的繁華變為農村貧瘠的泥巴屋，一群人才意識到“接下來的日子不好過了”。

　　“那天我們先到公社，后又被分到8個生產隊，由大隊的人領著來到不同的自然村，我和另外兩位知青被分配到了一起”。下鄉的知青每人有130元安家落戶費，這筆錢看著金額不菲，但這錢包括造房、買家具、制備農具等一切生活用品。初來乍到之時，朱妙貞和另外兩位知青都不敢擅自花費，沒地方落腳的他們，先是住進了大隊里的會計辦公室，后又借住到了農民家中，最后三人合力才造好了各自的茅草屋，在小村里安定下來。

　　繁重勞作的日子里，她體會著苦中有樂的生活

　　剛去生產隊報到的時候，正值9月份的農忙時節，農民們都忙著割稻子，朱妙貞也沒閑著。每天早上7點，她就起床下地干活，一直到太陽下山才回家。翌日，又重復同樣的勞作。

　　朱妙貞說，這還虧得以前在城市里勞動的經驗，不然身體可真吃不消。“以前校園里也可以種菜。農忙時，學校還會抽出一個星期的時間帶我們去農村剝玉米、割稻子，有時我們也會去工廠車間打工，勤工儉學。”但農村到底不比城市，日積月累下來，朱妙貞也是瘦了一大圈。

　　不過，在繁重的勞動中，她卻總能找到自得其樂之處。記得第一年11月份，正值冬日，朱妙貞與七八人相約一同去山中砍柴，當時農村實行封山禁林政策，山林靠外的一圈都不讓人砍伐。一群人只好凌晨四點摸黑起床，打算徒步30公里進深山，因為路途遙遠，大家閑來無聊，就一路走一路唱，合著《山丹丹花開紅艷艷》的歌聲，這群背著扁擔和砍柴刀的青年，嬉笑打鬧著，將這份“苦差事”活生生變成了游山玩水的“樂事”，渾然不覺間，竟走完了陡峭的山路。

　　“進山以后，雖然不覺很累，但作為女孩子，我的體力還是差了一點，男孩忙著砍柴，我砍不動，就撿地上的干樹枝，拾掇了20斤”。下山之時，已是下午3點多，朱妙貞一行看到對面山頭也有幾個人頭在攢動，就扯開嗓子在大山的回聲中互相聊起天來，這一來一回，聊天的樂趣令身上的疲乏又減了大半。

　　挑挑歇歇，晚上8點，大伙才回到了村子，村中一戶貧下中農見這群“孩子”忙了一天，連口飯都沒顧得上吃，主動招呼他們來家中做客，“他家連一片菜葉也沒有，只好把地瓜炒咸了，當菜給我們吃”，朱妙貞說，那頓飯雖然簡陋，但農民朋友的那份情誼，令她一輩子都不會忘記。

　　下鄉半年后，由于心疼朱妙貞去農村吃苦，身患重病的父親郁結心頭，早早離世。之后，母親隨慰問團來農村看望女兒，見朱妙貞生活條件那么艱苦，便辭去了城里的工作，留下來陪伴朱妙貞。母女倆就此在農村定居下來。

　　7年下鄉生活，她與農民締結了深厚的感情

　　下鄉的第二年，因為踏實肯干的品質，朱妙貞再次遇到了人生的轉機。

　　一日，她與農民下地掰牛糞。“以前種地沒化肥，牛糞就是最好的肥料，那時，牛糞要從牛欄里拉到田里，再由人工分開，當時也沒手套，大家都是徒手就掰，臭不可聞”。犁好的一行地，每人分工各一行，將掰好的牛糞撒在地里，農民手腳快，三下五除二就掰好了，可朱妙貞是第一次，動作明顯跟不上。誰知禍不單行，牛糞撒到一半，天上竟然下起了瓢潑大雨，其他人趕緊四散避雨，一回頭，才發現朱妙貞怎么沒跟上來？原來，覺得自己工作沒完成，老實的朱妙貞不肯走，冒雨還在那掰牛糞呢！

　　“后來，大家一蜂窩地沖過來，幫我把剩下的牛糞都掰了，這件事，他們還在會上點名表揚我，說我原來是教書的，跑來干這種活，不嫌棄還這么認真”。朱妙貞說，因為這件事，生產隊開始注意到她，后來考慮到村中小學需要老師，就將她抽調了過來。

　　回到講臺后，朱妙貞又兢兢業業地工作起來。“村小的教室是一戶大戶人家房子的大廳，一共三個年級，共30多名學生，原來有一位老先生，后來因成分不好下臺了，學校就由我一個人撐著”。因為地方有限，孩子們都混在一起讀書，給一年級上課的時候，朱妙貞就讓一旁二、三年級的孩子自習，然后輪番教學，一天下來，時常累得口干舌燥，她卻依舊樂在其中。

　　學校放假時，為了賺工分，朱妙貞就又從講臺回到田埂，挽起褲腿干農活。“那時工分男女有別，男的干活有10分，女的只有5分，像我們這種知識青年，干活差一點的，分數又比當地的農民低，男的最多給7分，女的只給3、4分，記得一年，我一年做到頭才拿到16塊錢。”因為收入不多，朱妙貞在家養了頭豬，一日，她獨自一人去水溝拔豬草喂豬，因為不熟悉水溝的情況，上來時，才發現兩條腿都叮滿了螞蝗，“數起來有幾十條，把我嚇得夠嗆，那時也不知哪來的勇氣，一邊用手搓一邊用腳蹬，把螞蝗都揪了下來”。

　　1971年，湖鎮下庫公社要抽調首批知識青年回城，公社黨委書記在挑選名單時，聽說了朱妙貞這些年來的工作，很是肯定，將她和她同為知青的丈夫都抽調回到了金華。那年3月17日，結束了近8年的下鄉生活，朱妙貞已從18歲的大姑娘變成了25歲的村婦，將人生最美好的青春年華都撒在了農村，這連頭帶尾的8年，也讓她和農民締結了深厚的感情。

　　“走的那天，他們也哭，我也哭。當年進村，空著雙手去，回來那年，農民幫我們推著2個獨輪車的家當，從湖鎮下庫公社一直拉到了金華，三四十公里路，來回幾個小時，這感情，能不深厚嗎？”朱妙貞說。

　　如今，69歲的朱妙貞已從單位退休，但這么多年過去，她依舊與當時下鄉時結識的農民們保持著密切的聯系，每年還會回村里看看老朋友，“有些是教過的學生，有些是一起干活的同齡人，有些是照顧過我的老人，但很多都已經去世。常有人覺得，知青下鄉很苦、很累、很委屈，但我現在回想起來，這樣苦中有樂的生活彌足珍貴，因為以前大家那種互相幫助，善良淳樸的情誼，是現在體會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