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企業，你聘請法律顧問了嗎？

　　

　　相關案例

　　簽訂合同，規范很重要！

　　林華(化名)與朋友合伙承包工程，雙方簽訂了合伙協議。根據協議，林華只給予資金投入，朋友全權負責施工等各項事宜，等工程結束，所得收益雙方按比例分紅。

　　該工程工期3年。3年間，林華從未過問工程上的任何事情。如今，工程完工，朋友告知林華，承包這一工程虧損了，不僅沒有分紅可得，連其投入的資金也虧了大半。得知這一消息，林華懵了，他不相信朋友的說法，遂向律師求助，希望通過訴訟途徑維護自身利益，挽回損失。可是，雙方的合伙協議是林華唯一能提供的證據。而律師調查還發現，林華和朋友合伙承包的工程實際上屬于層層分包的情況，分包至林華二人已經轉了好幾手。在其朋友不愿意配合的情況下，林華及律師甚至無法準確了解到該工程的總金額是多少，而工程結算依據、方法在他們的合伙協議中也沒有體現。

　　面對這樣的情況，最終律師只能對著林華搖頭:“你的損失很難挽回了!”

　　錢主任點評:其實，合同的規范性非常重要，可以避免很多糾紛。像林華這樣承包工程的合伙合同，在簽訂時，工程發包方和承包方的合同應作為附件出現。另外，工程總金額，工程款結算依據、方法，諸如此類信息，都應該在合伙合同的條款里有詳細體現。

　　資金結算，方式要可靠！

　　B公司承攬了A公司的廣告業務，雙方一起合作了5年。這5年里，兩者之間產生了300多萬元的業務資金(均應由A公司支付給B公司)。最后，B公司經財務梳理結算，認為A公司還欠其業務資金45萬余元，向A公司進行催款。未料，A公司言之鑿鑿:我方已全額支付所有業務資金。

　　這究竟是怎么回事?律師介入調查后發現，AB兩公司的資金結算方式比較混亂，既有公對公賬號的資金劃轉，也有公對私的金額往來。而雙方發生爭議的資金，就出在幾筆公對私的往來之間。據B公司表示，A公司有幾次業務費用打到了B公司老總的私人賬戶上。這幾筆費用的給付方式是:先由B公司老總把收條給A公司，然后由A公司匯款至B公司老總賬戶。這樣一來，收條日期和匯款日期有了時間差，前后相隔一周甚至更久。幾年時間過去了，AB公司對這幾筆已付款項發生了爭議。B公司認為，前一張收條和隨后進入老總賬戶的匯款屬于同一筆款項;A公司則表示，收條是B公司老總收到現金后開具的，匯款憑證代表了另一筆款項，即收條和匯款憑證代表了兩筆款項。如此一來，A公司甚至發現，己方已經多付了13萬余元給B公司，向B公司提出了返還不當得利的要求。

　　雙方各持己見，究竟是A公司少給了錢，還是B公司多收了錢，誰也沒能辯個分明。此事最終以雙方調解作為了結:A公司不再給付B公司業務費;B公司也不用向A公司返還所謂的不當得利。

　　錢主任點評:這是法律顧問必定會提醒其所服務企業的事項———嚴格規范資金結算方式，常規業務、長期業務的資金往來，必須通過公對公賬號進行結算。這樣就可以避免上述案例中“糊涂賬”的產生。

　　欠款追討，期限把握牢！

　　這件事發生在去年下半年。當時，錢主任剛承接某企業法律顧問工作不久。她向企業主提出:讓財務疏理業務資金往來情況，特別要提供企業應收而未收到的資金具體情況。正是這份財務里的資金往來清單，讓錢主任發現了一筆已經積欠了3年的貨款和兩筆馬上就要到訴訟時效期限的貨款。

　　后兩筆貨款，在該企業的積極催討下，很順利地拿回了。但那筆積欠了3年之久的貨款，催討過程遇到了麻煩。事實上，這筆貨款總額200多萬元，對方客戶已經分多次支付了絕大部分，僅剩尾款3萬余元。由于前后長達3年時間，負責這筆業務的業務員已多次換人。錢主任對此事進行了仔細了解，得知己方企業員工曾多次通過電話向客戶催討這3萬余元尾款，對方總是答復“好的好的，我確認一下再付給你”，可事后始終不曾給付。

　　錢主任又向客戶方了解情況，這才得知，對方已經遺失這筆交易的總貨款票據。更令人苦惱的是，己方財務也無法提供出該交易的總貨款存根。這樣一來，客戶方自然不愿給付這筆尾款——總貨款都不知道，怎么確定我方還欠你3萬元貨款?!幸運的是，在錢主任和企業財務人員的努力下，最終在客戶方最后一次匯款所提供的單據上找到了線索。該單據上有一句備注留言，上面寫明了“尚未支付XX元”。有此為證，客戶方爽快支付了這筆錢。

　　錢主任點評:在企業經營過程中，財務上定期的疏理很有必要。法律規定，民事訴訟的時效為兩年，對于貨款、業務費的催討，應該注意不要錯過訴訟時效的期限。可能有人會說，“我一直有在催討，訴訟時效能得以順延”。但是，像該案例中，通過電話催款，在沒有錄音的情況下，屬于“口說無憑”，很難讓法院認定催討事實而順延訴訟時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