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金華軼事

　　杜百福與張恭常會之湯溪城隍廟

　　皆為乾坤赤 同志情誼深百福先生初時致力反清復明，繼后投入辛亥革命，置生死于度外，風風雨雨二十余年，成為一名民主革命志士。究其社會原因是與其處于清未時期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激化，深受民族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思想影響，對反動腐朽的封建統治深惡痛絕，萌發了唯有革命，才能換取新世界的思想。當然，影響他從事革命還有一個原因，則是他早年就結識了頗多的愛國知識分子，據說，1904年陶成章、徐錫麟、秋瑾等來金華和湯溪等地時，百福均隨張恭等見過。特別是秋瑾和張恭對其一生的直接影響是起著決定性作用的。

　　年逾九旬的桂香老太說，光緒年間，在創建“積谷會”之前，爹爹就與張恭等認識，并交往很深。百福本名葉瑧，張恭又名伯謙，因其間兄弟相稱，故改葉瑧為伯福(偕音百福)。自入光復會后，民族矛盾更趨白熱化，為方便活動，蒙蔽清統治者，會黨各頭領對外皆稱“馬兒”，據說期間金華龍華會有“十八馬兒”之說，故徐順達謂“徐馬兒”，杜百福謂“杜馬兒”等。

　　清朝末期，災禍連年，民不聊生。革命黨熱衷幫助民眾消災度荒，初起的會黨“積谷會”明顯體現了其特性，當時規定，只要是參加組織者，就有義務納錢交糧，桂香說，因為革命，家里原有的六、七十石好田也大都敗光，最后竟連祖傳的房屋也典給了別人，一家人唯有搬到窯上去住，幾間用破壇子壘起的小平屋在風雨中飄搖。其時，大哥佐堂還在省立七師(金一中前身)讀書，家境不好，經常得到張恭家人的接濟，桂香回憶起當年情景，還頗具興致說：“我記得張恭有個妹妹，叫小妹妹的，她待人特別好，記得有一次，我娘帶二哥和我，在她家一住就是十來天，就像一家人一樣。”

　　為了宣傳革命思想，擴大反清的群眾基礎，便于串連各地會黨，張恭曾于1902年和1904年先后創辦二個戲班，前者為“張恭大班”，后者為“張恭小班”。在浙西浙中數縣巡回演出，劇本多為朱明滅亡之悲劇。目的為喚起民眾民族愛國反清革命思想。皖浙起義失敗后，大班小班均一度遣散，直到光復后，張恭應邀赴杭州任中國同盟會浙江分會長，兼任省都督參議。期間，張恭曾數番力薦百福去蘭溪、永康謀事，委以要職，百福均為婉言謝辭，無奈，張就拜托百福代其重建并管理張恭戲班，百福樂為。不久張恭病逝，妻胡氏借故要回戲班，百福亦無異議，期間兩家關系仍較親密。那時農村廟會甚興，社戲頗多，白龍橋馬海廟距百福家十里，每逢廟會演戲，胡氏必到杜家相約一同前往觀看，兩家和睦相處，眾人皆大歡喜。

　　1912年農歷四月十八，湯溪城隍廟會，百福等邀請張恭前往與會，張恭欣然前往。桂香回憶說，那年我都十一、二歲了，我隨爹爹住在縣衙。四月十八日，四鄉百姓聽說張先生將到城里，就似潮水涌至，戲臺前面人山人海，鄉親們急著要見革命英雄“張先生”。那日晌午，縣長和爹爹陪張先生用過飯后，爹爹先自登臺告慰大家，說話間，有人搬來十來張交椅，在戲臺中一字兒排開。不時，張恭自帳后來到臺前，立時人們歡聲雷動。見張先生著青布長衫，黑布鞋，恭手抱拳不斷向大家作揖數番后，在臺上中間位置上坐下，爹爹和縣長等要員兩旁陪同。

　　桂香說，那日情景歷歷在目。張先生臉色憔悴，與五年前見到的卻似判若兩人，這一次張先生講話雖見精神，但已中氣不足，一陣高亢激昂之后，就見他滿頭大汗，約摸半個時辰，全場皆不喧嘩。那時桂香已有些懂事，多少有些明白為什么有那么多人一邊在聆聽張先生講話，一邊又禁不住流淚抽泣，革命之成功，那是多少英烈用生命和鮮血換來的啊。

　　太公百福生于同治六年九月，逝于民國廿七年六月，畢生追隨孫中山先生，為推翻清朝統治，建立民主共和而努力奮斗。尤其是1907年，在徐錫麟、秋瑾領導的浙皖起義等革命運動中，身先士卒，英勇頑強。在其后期二十余年革命生涯中，幾度風云變幻，險遭殺身之禍，但其立場堅定，臨危不懼，高度表現了大無畏的革命精神。他一生追求真理，不貪榮祿，雖居有功之臣，卻甘為平頭百姓，革命勝利后，竟不要一官半職，不受半分俸祿酬金。然而，當革命需要他為民眾辦事時，他卻又無條件地，甚至傾其家產也在所不惜。張恭百福等先輩雖然早已離我們而去了，但他們留給后人的光輝形象不滅，其獻身精神將永遠流傳。